人性的背叛：善恶的崩塌与微观权力的觉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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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: 社会心理学 · 平庸之恶 · 人性探讨 · 斯坦福监狱实验 · 深度思考

坏掉的大脑制造了一个恶魔？

1966年，在杀死母亲与妻子后，惠特曼爬上德州大学钟楼的顶端，开始了长达96分钟的无差别射击。他曾是模范童子军，是彬彬有礼的邻家男孩。他在遗书中写道：“我无法真正理解自己，最近一直有许多不寻常的暴力念头，我请求解剖我的大脑。”法医遵从了他的遗愿，并在他大脑的颞叶与边缘系统附近发现了一颗肿瘤。这个发现似乎为暴行提供了一个冰冷的生物学解释：一个坏掉的大脑制造了一个恶魔。它完美地迎合了我们的直觉——恶源于异常的个体。然而，真相远没有那么简单。

众口铄金中指鹿为马

1951年，所罗门·阿西让一名被试和七位“托”坐在一起，判断几条线段的长度。前几轮一切正常，但第三轮开始，所有“托”异口同声地指着一条明显更短的线段，坚称它与标准线一样长。那时，那位唯一的真被试汗流浃背了。最终，在超过三分之一的情况下，被试们放弃了亲眼所见的事实，选择了附和群体的错误答案。当被问及原因时，他们承认只是不想显得格格不入。阿西由此写道：“这个时代最令人担忧的事实之一就是，聪明善良的年轻人竟愿意把白的说成黑的。”

离恶的距离只隔着一句命令

如果说阿西的实验只是让人在众口铄金中指鹿为马，那么他的学生米尔格拉姆则直接将被试推向了杀人的边缘。1961年，米尔格拉姆招募了一批再普通不过的市民，让他们扮演教师，任务是在隔壁学生答错问题时对其施以电击。电压从15伏的轻微电击开始逐次增强，直到450伏的致命电击。实验开始，学生频频答错，隔壁传来阵阵惨叫。在150伏时，学生开始恳求停止，并声称自己有心脏病；300伏时，学生开始猛击墙壁并拒绝回答；330伏后，隔壁陷入一片死寂。尽管许多教师在这过程中痛苦不堪，哀求研究员停止实验，然而研究人员只是用冰冷的、不带感情的语调重复着四句话：“请继续实验。”“要求你继续。”“你必须继续。”“你别无选择。”结果击碎了人们对人性的天真幻想：高达65%的参与者服从了命令，按下了最高450伏电压的开关，即使他们相信自己可能已经杀死了隔壁的那个人。他们并不知道学生是演员，电击也是假的，但那个按下按钮的意图，以及那个服从的灵魂却是真的。原来，一个普通人离恶的距离，只隔着一句“你别无选择”的命令。

催生暴行的温床

10年后，菲利普·津巴多将这场对情境的拷问推向了极致。他想知道，除开群体压力和权威命令这些外力后，仅靠一个被赋予的角色和环境，是否足以从内部让好人作恶。他在斯坦福大学的地下室搭建了一座模拟监狱，24名身心健康的男大学生被随机分成了囚犯与狱警。囚犯被剥夺姓名，只以编号相称；狱警则穿上制服，戴上可以隐藏眼神的墨镜，手持警棍。起初大家还带着一丝游戏的戏谑，但情境的力量迅速发酵，将所有人推向了失控的深渊。不到两天，狱警们开始创造性地折磨囚犯，他们半夜吹哨集合，没收床铺，逼迫他们用手清洗马桶，进行人格侮辱，甚至用灭火器喷射反抗的囚犯。而囚犯们则迅速变得顺从、麻木、压抑。仅36小时后，就有一名囚犯出现强烈情绪反应而被提前带离。津巴多本人作为监狱长也深陷其中，他曾指示狱警找到控制囚犯的方法，并默许着暴行的升级。直到第六天，他的女友马斯拉克前来探访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惊，她愤怒地质问津巴多：“你对这些男孩做了什么？”津巴多这才如梦方醒，连夜终止了这场实验。虽然斯坦福监狱实验饱受争议，但它证明我们与恶的距离也许只隔着一套制服。问题不只是“坏苹果”，而在于那个能让任何苹果都腐烂的“坏桶”。那副墨镜、那个不对等的权力结构，就是催生暴行的温床。我们以为坚不可摧的本性，在情境和角色的熔炉里不堪一击。

集体性的沉默

然而人性的坠落尚未见底。除了主动的服从与角色的影响，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共谋——沉默。心理学家让大学生们通过对讲机与他人聊天，途中一名同学突然癫痫发作，发出痛苦的呼救和倒地的声音。结果，当被试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听众时，近乎所有人都冲出房间求救；当他们以为还有其他五个旁观者在场时，只有60%的人采取了行动。那些没有行动的人在听到呼救时同样坐立不安，但他们都在犹豫：“也许别人会去帮忙吧？”最终，集体性的观望导致了集体性的沉默，而这恰恰能成为杀死一个人的契机。这些实验仿佛证明，我们都是被情境的丝线牵引的木偶。

缔造朋友只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

那么，我们难道就没有挣脱的可能吗？心理学家谢里夫组织的夏令营给出了答案。他将22名男孩随机分成两组，通过一系列竞赛，轻易地让两组男孩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。原本天真烂漫的孩子互相偷窃、辱骂，焚烧对方的旗帜。接着，谢里夫设计了一系列只有两队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超级任务：营地的供水系统意外中断，所有男孩必须一起疏通管道；运送食物的卡车意外抛锚，所有人必须一起推车。在一次次并肩作战中，敌意开始消融。曾经互相辱骂的男孩开始为对方递上水壶，曾经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在推车时一起喊着号子。夏令营结束时，两队成员亲密无间，甚至主动要求乘坐同一辆大巴回家。尽管该实验方法上存在争议，但其结果得到后续研究支持：制造敌人只需要一个“我们和他们”的标签，而缔造朋友只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。1971年，阿伦森则将这一启示带入了充满种族紧张的美国校园。他发明了“拼图课堂”，将学习内容分成碎片，让不同族裔的孩子每人掌握一部分，必须互相教学、彼此倾听，才能拼凑出完整的知识版图。在这种非你不可的合作模式下，偏见与歧视被悄然瓦解，尊重与友谊慢慢在发芽。

成为情境的创造者

可以说，情境既能催生恶之花，也能浇灌善之果。因此，菲利普·津巴多晚年将研究重心从“人为何会变坏”转向了“人如何成为英雄”。他相信，我们每个人既是情境的产物，也是情境的创造者。每一次对不公的挺身而出，每一次打破沉默的呼吁，每一次微小的善意，都在改变着我们身边的微情境。而无数这样的微情境，最终将汇聚成时代的洪流，决定我们的世界是成为一座监狱，还是一个夏令营。我们再也无法安然宣称“我是个好人”，而只能在每一个情境的路口，用行动去成为一个好人。我们固然是过去所有社会影响的总和，但更是未来所有社会选择的起点。而最终定义我们的，不是我们自以为的身份，而是在看清了人性的全部脆弱与不堪后，我们选择是点燃一支火炬，还是让自己成为黑暗的一部分。